【長技術文】引政治理論看點解要攬炒| 假才子 - 立場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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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見近日不少上一輩人士出來批評攬炒搞破壞，說提倡攬炒者一無所知，筆者作為過去曾撰文評論議會和國際攬炒的人之一，覺得有需要再寫一篇來為這些上一輩提供新角度看攬炒，並會引援一些政治理論以佐證攬炒並非一定源於無知。

首先是個基本問題：何謂攬炒？有些人將攬炒等同暴力、破壞、死人，我認為這是非常膚淺和狹隘的看法。攬炒，有一句我覺得很傳神的是 if I burn you burn with me，如果我死都要攬住你一齊死。在我看來攬炒就是說，以爭取香港民主為最高目標，不惜採取較激進手段，甚至不幸失敗也不會乖乖受死，至少也要中共和親中派也蒙受損害，不會讓對方佔盡便宜，打壓香港也無需付任何代價。而當然講這決心出來也是反過來給予中共和親中派一種警告，不要以為香港人不會有更激烈反抗，你們可以為所欲為。

因此，廣義上以威脅中共和親中派蒙受代價的爭取民主方式都可被視為攬炒。而我會再將攬炒分成三條路線：街頭攬炒、議會攬炒、國際攬炒。街頭攬炒是指以群眾運動影響經濟社會日常運作，議會攬炒是指通過取得立法會過半數甚至否決預算案逼政府辭職，國際攬炒就是要求外國制裁，等方式令中共和親中派蒙受代價，逼他們同意港人民主訴求，如果對方不肯至少也要見到他們蒙受損失，條氣順啲。

必須指出的是，以上三者都不一定涉及暴力，更何況破壞、死人。群眾運動，完全可以是和平進行的，不合作運動和黃色經濟圈，甚至佔領中環，廣義上也屬於這一類。但當然我們無法管控所有人，有時出現意外的破壞行為是難以避免的，至少中共和親中派整天吹噓香港示威出現的破壞相比近期歐美算好小事了。立法會過半和否決預算案更是完全和平合憲合法，國際攬炒亦無須使用暴力，美國無須派兵打仗也有很多手段制裁中共和親中派。所以不應將攬炒視為暴力、破壞、死人。這樣做不單是劃地為牢，將港人原本可能採取的選項自我限制了，甚至是跟親中派同聲同氣，過度聚焦和誇大暴力和破壞，將原本和平的部分也抹黑掉。事實上中共也將以上的通稱攬炒派，某些長輩雖然講到自己幾和平，其實也是被中共視為攬炒派，炒埋一碟。

正確分析獨裁政權的power dynamics的重要

接下來我會進入政治理論，以建構一套分析框架，再回頭談三種攬炒。這次涉及的政治理論，是所謂的民主化研究，即針對一些國家如何從獨裁走向民主的研究。舊式民主化理論，主要著眼於社會因素，如經濟發展帶來民主，中產階級帶來民主等。（見文末further reading的Lipset，Moore等）但隨著上世紀末民主化的實例越來越多，後來的研究發現這樣的論述過度簡單：民主化運動很多地方都有，但成功失敗各有不同，到底為何會有這些差異，於是著眼於民主化過程中的政治角力，較新派的更會用上搏弈理論（game theory）。（見Rustow，Huntington，Juan，McFaul，Geddes等）

例如，新聞常常只報導某處人民上街然後政府倒台，就會說變天成功，但這只是表象，背後到底有多少政治角力，要當事人甚至事後很久才知道。一直以來都在鎮壓人民的政府，為何今次放棄鎮壓或鎮壓失敗？政府高層和軍方背後有何異動？民主派又做了甚麼部署？是否只是叫人上街這麼簡單？他們跟政權談判談了甚麼？有沒有外國勢力在明在暗介入？民主化過程，是有很多事在發生的，而且要連結整個背景和脈絡，不能只看到人民上街就說所以人民上街就能帶來民主，這樣見樹不見林，過度簡化。

唯一可以肯定的是，政權放手絕對不是無緣無故，不是因為他們突然轉死性菩薩心腸立地成佛。任何政權，即使是民主體制下，都必定以延續自己權勢為目標，只是受任期或民意所限制必須交出權力，何況獨裁政權，沒有制約下為何要主動交出權力？所以他們往往不是自願放棄，而是形勢所逼，經過一輪分析，只是對外扮成好心而已。所以正確分析政權的行動模式和背後原由，非常重要。有的學者甚至為了踏進獨裁政權的思考領域，專門研究獨裁政權。（見Svolik等）

因此，威逼讓政權蒙受損害的手法爭取民主，是完全符合理論的。你不威逼政權，要他承受代價，他的成本效益分析（cost-benefit analysis）如何改變？民主派亦絕不可以貿貿然就走去跟政權談判，必須確定形勢對己方有利有揸拿，依靠個信字是不切實際的。政治是講實力，民主理念多崇高也不會改變這一點，你沒有實力對方為何要聽你講？騙你後走數你也奈他不何。（見Sharp等）

而大型社會運動、制度內抗爭、外國勢力干涉，都是可能步數，目標包括讓精英蒙受損失，瓦解精英對政權的支持度，甚至製造政權內鬥；讓政權看到，即使在現有制度下你也是不能玩晒，改革是唯一出路；最壞情況更是國際社會直接介入。當然，己方也勢必會有風險，這是難免的，民主運動可不是請客食飯這麼便宜。

筆者以前寫文講選舉相關理論時，有提過聯盟建構理論（coalition building），即要贏選舉當然需要組成一個能得到過半人民支持的聯盟。這是在民主國家的情況。（見Downs，Lijphart，Sartori等）聯盟建構理論同樣可以套用在獨裁政權。獨裁者是不可能靠自己一個人鎮壓全國的，他需要有幫兇，有一組支持他的統治集團，以及人民對他們的惡行不敢反抗。但如果人民站起來了，統治集團的精英也拋棄他了，獨裁者也唯有落荒而逃。

因此民主運動的目標應在改變權力平衡（power dynamics），鼓勵人民站出來，同時離間和分化統治集團。前者必須解決民眾的集體行動問題（collective action problem），即每個人心裏都知道政府不得民心，但槍打出頭鳥，誰先衝誰先死，而且你怎麼知道人民會一呼百應還是繼續沉默？所以尋找好的契機是重要的。政權也會明白保持統一戰線的重要，所以要給予統治集團成員各種利益維持向心力，尤其軍隊往往是最關鍵，沒了軍隊支持你想鎮壓人民都不行了，故此獨裁政權必定給予軍方各種好處。但有時也有精英受到感召，或是群眾運動造成社會動蕩令精英利益受損，他們寧願有溫和改革平息民怨也好過攬炒，或是政權出現人事或政策變動導致分贓不均人心生變，甚至國際的經濟金融和針對精英的個人制裁等等，都可能令權力平衡改變。（關於collective action problem見Olsen，Tucker等；國際影響見Whitehead等）

至於訴諸武力推翻政府，一般政治學者並不推崇。流血是一件事。武力不斷升級會造成惡性循環，擁有更多資源的政權一方往往更有利。很多時候武力也會令民眾和國際支持卻步。最後，武力奪權而來的新政權往往不穩定，有時甚至會成為新的獨裁者，因為社會上無人有力制衡他。總之，武力只是手段之一，不應搞亂手段與目標的本末，盲目鼓吹武力，未用盡和平手段都不應訴諸武力。不過大型群眾運動難免有擦槍走火，完全沒有破壞壞死傷是很難的，一般只要不是有內戰或大規模武力衝突，都仍然會被學界視為和平的民主化運動。

必須連結國際形勢直擊中共

講到這裡，讀者可能已經大概猜到我會怎麼評價三種攬炒。但以上理論套用在香港有個重大問題，就是真正決定香港能否民主化的政權是北京，而在北京角度權力平衡是要考慮整個中國來看的，香港只是一小部分，香港人在香港做幾多事都是難以撼動北京眼中的權力平衡。筆者以往見有人引用外國研究說幾%人上街就可以推倒政權，為何香港幾十%人上街都推不動，就是如此，全中國看你1%都沒有。添馬只是傀儡，真正目標在北京，這一點必須搞清楚。同時的，在香港以內可以做的相當有限。其實上街的人已經很多了，集體行動問題沒有了，但就是不夠，需要有新的方式。

那麼以街頭攬炒來說，有可能造成政權盤算改變讓步嗎？如果香港是一個不受以外操控的獨立個體，權貴沒有以外的靠山，那他們為了自保是相當有可能改變的。但香港不是獨立個體，香港權貴只是次要角色，甚至不是個角色，在北京眼中連condom都不如，看最近國安法立法這麼大件事，香港權貴都對情況一無所知，就看得出北京眼中他們仲廢過二打六，直頭out of the equation。所以多少人上街，杯葛多少店家，裝修多少商舖，甚至萬一有更極端行為，對北京來說都是不痛不癢，別人的小孩死不完。老實說我不懂為何有些人會認為可能燒幾間中銀香港分行會對中共造成打擊。但這是否等於街頭攬炒沒有意義呢？也不盡然，後面再講。

那麼議會攬炒呢？老實說效果也是有限。理論上議會立法會35+最盡可以做到癱瘓政府，甚至逼特首辭職，但即使如此也是稱不上直擊北京的power dynamics，整體上來說較大的效果只能是防守性的。那做這些有甚麼用呢？這就是國際攬炒登場的時候了。

既然港人無法直接撼動北京的權力平衡，找個有能力撼動的外援，就是很自然的推論結果不是嗎？一般來說外國介入的效果是有限制的，你要介入者在該處的影響力夠大，跟介入力度夠強，才成事，而西方對人權自由的支持很多時候是止於嘴上，你看中東這麼多獨裁但產油的國家不都是跟美國好好做交易美國就不管他們鎮壓人民了。

如果是早幾年，我也會對香港發動國際攬炒的可行性成疑。2003年23條立法、2014年雨傘革命西方有出聲支持嗎？有威脅發動制裁嗎？幾年前政改他們不是還叫飯民袋住先？但最近西方似乎改變了，反應大了和迅速得多，美國的制裁措施雖然聽起來未算很強，但也已陸續推出，而且從冇到有本身就可說是一大進展，更不用說台灣和英國都可能放寬讓港人移民。為什麼呢？

因為中共近年的行為太讓人看不下去，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開始動真格發動圍堵中國，所以香港成了一個很好的切入點，而且他們也知道香港對中共來說還是有重要性的，特別是作為金融中心和權貴到外國的跳板。所以現在香港連結國際攬炒的可行性是大得多。不能說一定會有效，但至少比單靠港人上街，或是相信能自己跟中共談判，取得結果的機率大得多。

中共近年的行為，例如習總稱帝、東海南海建島擴軍、將國際組織私有化、到處播毒、貿易行為不公平、紅色經濟圈到處要杯葛人、發動大外宣滲透西方民主……正是改變了國際間的power dynamics，令西方不得不反應，而來到香港國安法，更是擺明打破中英聯合聲明和國際承諾，證明中共無心成為一個守規矩和負責任的新大國。過去西方的親中派有兩大理論，一是天真派，相信我很前面講過的經濟發展帶來民主論，以為中國會自我改革，二是發錢寒派，相信可以在中國這個市場分一杯羹，不知這是陷阱。但現在西方尤其是美國開始醒了，有反應了。暫時不多，但這是因為民主國家改變政策是需要時間，長遠來說，除非中共有實質的改變，我們可以預期西方只會加強圍堵中國，會更關注香港和利用香港。

香港人可以怎麼做？其實如果西方已經決定要反中了，香港人可能不做甚麼西方也會自動波反中，但香港現在能給予他們一個口實，也令中共多一個火頭，令西方更易出手，中共更加頭痕。街頭攬炒和議會攬炒，正能向西方證明香港人是堅定不移反中共的，是跟他們connect連成一線的，而暴力事件，雖然我個人不太認同，但從結果上來看的確有助爭取國際關注，特別是理大圍城直接逼了美國共和黨的參議院領袖麥康奈爾支持通過香港人權法。重點是要將我們香港人的利益connect至西方的利益，單靠講理念就要西方施捨是沒用的，全世界這麼多地方人權自由被打壓為何獨要幫你？要動之以利，打國際線的人務必要注意。另外港人行動也是為了保持自己的主動性，減少被外國牽著走或變成condom的危險。畢竟利益的connect不是完全一致的，港人也需要大聲講出和提醒國際我們的訴求。

對未有足夠抗爭意識者的話

至於這是否可能引起中共更強烈鎮壓香港，這是有機會的。但我們又可以反問，那是否香港人不採用激進手段，中共就不會鎮壓呢？只會是改變形式，溫水煮蛙而已。很多人都知道，澳門這麼聽話了，還是沒普選不是嗎？簡直是政改全無寸進。所以，乖乖爭取民主是不可能的，擺在眼前的問題在大家想要穩定的溫水煮蛙，還是盡地一搏。但正如我成篇文講的，這個盡地一搏不是賭大細般靠運氣，是經計算過風險的（calculated risk），現在國際形勢對香港有利，香港人要抓緊機遇，let the trend be your friend。

事實上，攬炒並非香港人自己喜歡的，是中共逼成的。我以前有篇文附過一張很簡單的game tree，即搏奕理論中計算雙方行動的一種分析圖表，或者更俗些講就是沙盤推演，攬炒是一隻手掌拍不響，要中共也想攬炒才炒得動的。怎麼說呢？其實香港人抗爭了這麼久，中間有過很多次中共只要做一丁點兒讓步，就可以避免局勢變成這樣。很現實地看，都不用五大訴求全部做齊，一早撤回惡法，或者獨立調查，只做一樣我都包保運動立即退潮，而這兩者明明都不會動搖中共的統治的，為什麼不做？更長的，回歸23年，中間有過幾次機會可以改革香港？不抓緊機遇，不迴避攬炒的，是中共，不是香港人。要不是中共將所有其他途徑都封死了，香港人怎麼會走到這一步？Don’t blame the victim。

如果講到這裡仍然不支持抗爭和和平攬炒，仍然相信中共很nice的，都是想香港好的，習總只是被下面誤導，應該坐下來慢慢談，大家都是中國人云云，真係唔好意思你係戇居定腦生蟲呀。老實講，這種論調我沒在外國的民主運動聽過。很簡單，你有沒有聽過俄羅斯/古巴/伊朗的反對派會說，普京/卡斯特羅/精神領袖很nice的，都是想俄羅斯/古巴/伊朗好的，只是被下面誤導，應該坐下來慢慢談，大家都是俄羅斯/古巴/伊朗人云云。當然沒有啦！對著獨裁政權不可天真存幻想，獨裁政權只會想著保住自己權勢，隨時會殘暴鎮壓人民，是民主運動的共通語言，卻只有來到香港沒有，被大中華思想打倒了。據說馬克思說宗教是鴉片，我說民族主義才是鴉片，上癮了就戒不掉！西方那些對中的天真民主派都醒過來了，香港某些老年民主派仍然未醒。

總之，分析形勢要面對現實，不要被理念蒙蔽了。有些人滿口理念，站在道德高地批評其他人很在行，但我很少看到他們有更深層次的分析香港爭取民主運動面對的困局，不外乎生搬硬套，隨便舉出甘地和曼德拉和馬丁路德金就說和平示威一定贏，甚至香港人準備好向前走多步了，他們也未能指出一條更好的路。至少我覺得我有提出可以理論性地分析攬炒，不是膚淺和無知的一套了。

最後，民族主義之害，在香港民族主義者亦然，要小心別影響到現實分析跟行錯步數。另外有些人將焦土等同攬炒，我不同意，因為焦土重視破壞，有人說是破壞舊飯民，又有人說是破壞香港造就更激進行動，而攬炒不是，如前所述我認為重點在威脅，在直擊中共，而且有些行動如要求外國制裁官員並不破壞香港。

最後的最後，除了理解中共，理解西方也很重要，所以學習他們的政治學理論也重要，因為他們的外交政策的制訂往往有很多專家、學者、智庫的參與，不是政客憑空想像出來的。像下表其中一位提到的，專研顏色革命的美國學者，後來就曾被任命為駐俄羅斯大使。這真是有夠惡意滿滿的了。試想像美國任命戴耀庭為駐香港領事……anyway。

（其實有些在文中沒提到，但都是民主化研究的書/文章，為了扮有學術性而放在這裡充撐場面）

Further Readings:
Robert Dahl, 1989, Democracy and Its Critics.
Larry Diamond, 1999, Developing Democracy: Toward Consolidation.
Anthony Downs, 1957, An Economic Theory of Democracy.
Barbara Geddes, Joseph Wright & Erica Frantz, 2014, Autocratic Breakdown and Regime Transitions.
Samuel P. Huntington, 1991, 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20th Century.
Arend Lijphart, 1999, Patterns of Democracy: Government Forms & Performance in 36 Countries.
Juan Linz & Alfred Stepan, 1996, Problems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 and Consolidation.
Seymour Martin Lipset, 1960, Political Man: The Social Bases of Politics.
Michael McFaul, 2002, The Fourth Wave of Democracy and Dictatorship: Non-cooperative Transitions in the Post-communist World.
Barrington Moore, 1996, 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Mancur Olson, 1965, 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Dankwart Rustow, 1970, Transitions to democracy: Toward a dynamic model.
Giovanni Sartori, 1976, Parties and Party Systems.
Gene Sharp, 1994, From Dictatorship to Democracy.
Milan W. Svolik, 2012, The Politics of Authoritarian Rule.
Joshua A. Tucker, 2007, Electoral Fraud, Collective Action Problems, and Post-Communist Colored Revolutions.
Laurence Whitehead, 2001, The International Dimensions of Democratization.